| 下,农民可以用土地、林地、水面等可控资源入股,实现公司制改革,这种公司制是变相的集体所有制。其外在组织形式是现代公司模式,内核依然是集体所有制。
他说,南街村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策略,正是为了解决集体所有制与现代经济接轨时的不适应、不协调而在形式上进行的有益探索。南街村的“内方”是它坚守集体所有制的理念与理想,“外圆”则是想用这种方法解决集体所有制与时代的冲突。
张保盈还为南街村指出了一个解决融资困局的办法--把集团盈利状况良好的资产剥离出来,筹划上市,打通融资渠道。
他说,制约南街村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上市的障碍几乎没有了。按新《公司法》和《证券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两个就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作为股东,再引进一到两名战略投资者,注册成股份有限公司,即可筹备上市。如华西村是全国首家以村命名的乡镇企业上市公司,是乡镇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成功典范,集体经济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解决了融资问题,产业发展良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同为中国的“明星村”,在资本市场上,南街村恐怕还要多学习华西村。
河南一些熟知企业运作的人士称,南街村骨子里其实是把自己作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来看待的,所以它也必须承担所有市场经济主体都可能面临的结局,比如破产、分化、重组等。南街村暂时出现困难,并不代表它坚持的集体所有制出了问题,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制,或者是上市公司、民营企业,都可能在经营运行中出问题,比如盲目投资、摸不准产业脉搏等。
如果不是陷入体制藩篱对南街村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下来审视,审视集体经济的过往和未来,审视集体经济与时代的冲突、融合,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中国农村的命题。
王宏斌说他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快实行30年了,我们是该好好想想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建成啥样?我想社会主义新农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新农村。更直白一点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是共同富裕的新农村。”
在南街村和郑州两个不同的场合、王宏斌和张保盈这两个彼此陌生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一家一户的组织形式过于单一、分散,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也无法适应中国农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中国农村又一次踏上了变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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