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的华懋集团合作,使双汇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建立了亚洲最大的肉制品大楼,当年成产能力增长104%。
截至1997年,漯河的几项经济指标年均增幅均高于全省同期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以上,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8%。
依托企业改革和招商引资浪潮,漯河市确立自己的食品工业城地位,双汇、南街村、汇通等品牌产品在国内外知名会展上,因其质量过硬而深受外商的青睐。
熊焕业说,由于有漯河市前些年的发展,现在的漯河产品遍布全国:在国内市场上,每10根火腿肠有5根出自漯河;在香港,漯河的鲜冻肉和肉制品占总需求的1/4以上;在离拉萨300公里的小镇,漯河饮料摆上了商店的柜台……
■ 探索得失
当地人曾反思特区怎样“特”
改革试验不免有彷徨和迷惑,成为内陆特区的漯河市在改革中同样如此。“在漯河成为河南内陆特区的第五个年头,也开始对自身反思了,通过各种途径就漯河的‘特’字展开讨论。”熊焕业说。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漯河内陆特区报》上发表的一篇长篇通讯《漯河,如何面对新世纪》。文章指出,沿海特区与漯河内陆特区,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劣差异,而且在发展速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精神状态等方面,差距也是很大的。因此,文章发问:“漯河,离真正意义上的特区到底有多远?”
“这篇稿子就像一枚炸弹,市领导还批字,让整个漯河市讨论。”熊焕业说。
漯河市一位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漯河在改革中落马干部较多,现在分析原因,漯河成了内陆特区之后,领导们权力大了,想怎么就怎么,加上内地领导的工资低,在金钱面前把持不住。”
“漯河在改革中出现的情况值得后人引以为戒。”熊焕业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省外有人对“内陆特区”漯河改革中的问题总结: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那些简单的、一刀切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它不但无助于改革的顺利进展,反而会扼杀既有的改革成果,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震荡。而且,任何一个内地城市的改革,都离不开内地整个大环境的思想解放程度、制度完善程度、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
■ 难觅踪迹
“内陆特区”走入历史
如今,30年前那些得风气之先的特区城市,政策方面很难再“特”,你有的其他城市也可以有了;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个地方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点,差别只是经济实力的强与弱、地理位置的优与劣。
“漯河也同样如此,当年省政府给予它的优惠政策,现在在其他城市都普及了。”熊焕业说。与其他地方相比,漯河没有了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些年漯河的内陆特区称号,市民们渐渐不再提及,报纸上对外宣传,领导们到外介绍漯河的市情,也极少提这四个字。
这种背景下,2005年10月1日,《漯河内陆特区报》更名为《漯河日报》,完成了自己在改革年代中的使命。“那个时代过去了,《漯河内陆特区报》不但用内容记载着那段特殊的历史,还用自己的特色名字印证着历史。”熊焕业说。
据他介绍,现在在漯河市区,“内陆特区”已经成了历史,存在于人的记忆中,很难在街道上看到。商报记者在漯河采访时,在市区的确很难找到漯河内陆特区几个字,只有在漯河报业新闻大厦前停车场的一辆大巴上,才看到艳红的“漯河内陆特区”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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