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了，但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对夏文化的探索显然并不会因此而降温。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据文献线索在河南寻找“夏墟”时，发现了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由此开启了考古学界对二里头的发掘和研究。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双轮车辙……迄今的发掘和研究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

　　会议期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定名也是关注的热点。李伯谦、王巍等多位专家表示，根据现在的考古研究和文献资料，将二里头定性为夏都遗址是合适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指出，先秦文献多次提到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在洛河、伊河一带。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与夏代中晚期基本相合，主要分布区域在今河南省中西部，东起豫东的杞县，西到关中东部，北以沁河为界，与文献记载的夏代疆域大致相合。

　　在博物馆里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许多标志性文物。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鼎、尊、爵、觚、盉等陶器，爵、钺、戈、鼎等青铜器，钺、戈、刀、璋等玉器，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礼器系统，也反映了相当高的社会复杂性，奠定了二里头遗址在整个二里头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著名文物之一，在博物馆中展示了它的复制品。2002年春，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整器长约70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这件龙形器显示了二里头高超的绿松石器制作工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通过对贾湖遗址及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进行分析，推测8000至9000年前绿松石已经在黄河上游和下游出现，在青铜器时代达到最高峰。

　　科技考古对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雪莲通过对二里头遗址34例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指出，二里头的人群以碳四植物（主要指粟）为主食，属于一般旱作农业区人群的食物特征。研究员赵志军根据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判断，遗址出土水稻遗存所占比重超过了黍、接近粟，这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从二里头都邑的礼制遗存观察到了两次大的礼制变革。第一次礼制变革大约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至三期早段。宫城从无到有，宫殿区建筑从多进院落到成组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基址。礼器方面，则是在最早的空腔铜礼器——铜铃加绿松石镶嵌器的组合之外，变陶爵为铜爵，开启了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时代。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若干大型建筑工程局部受损，新建者都依托于既有建筑，而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则延续使用。最令人瞩目的是出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酒器斝、封顶盉、觚、食器鼎等礼容器和戈、钺、长身战斧等礼兵器。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这样的观察对于研究夏商分界意味深长。

　　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坦言，二里头已开展过田野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对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文化延续的年代仅有300年左右，与《竹书纪年》中所说471年的夏代纪年仍有不小的差距。很显然，二里头文化包含不了整个夏文化。年代稍早于二里头文化又与其文化特征最为接近的是新砦文化。今年也是新砦遗址发掘40周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继印等学者认为，新砦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来源、打开“早夏”之门的一把钥匙，值得更深入的考古和研究。

　　应该说，之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均在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解决了一些问题，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更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相信以此次二里头发掘60周年纪念为起点，夏文化的探索会取得更多的成果。